题识：钤印：梁启超印 印章印款:任公先生钧命，张荫谨刻。印文:梁启超印

著录：著录： 1.梁启超撰《梁启超论孟子遗稿》，见《学术研究》1983年第5期，第77-98页。 2.李建撰《关于梁启超论孟子遗稿》，见《学术研究》1983年第5期，第99-102页。 3.李锦全撰《评梁启超关于教育思想和人才学观点的重要遗稿》，见《学术研究》1983年第6期，第54-62页。 4.王兴业编《孟子研究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3页。 5.汤志钧撰《梁启超论<孟子>》，见《史林》2007年第3期，第176-183页、第191页。 6.董文奎编《梁启超研究着论目录》，崇文书局， 2010年版，142页。 7.梁启超着汤志钧、汤仁泽编辑《梁启超全集》第十集，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37页。 8.张少恩撰《坚守与嬗变之间——以梁启超孟子学研究为中心》，见《社会科学家》，2018年第4期，第45-51页。 9.夏晓虹着《阅读梁启超 政治与学术》，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8-37页。 10.刘雨薇撰《梁启超1918年暑期的家庭讲学》，见《名作欣赏》2020年第19期，第119-123页。 11.桑东辉撰《梁启超视界中的孟子及其对新民思想的影响——以<梁启超论孟子遗稿>为例》，见《学术界》2022年第8期，189-195页。
金糕纸 线装纸本 民国 退省则然有味,历久而弥永 梁启超论《孟子》遗稿 《孟子》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晚清民国，被称为中国“前所未有之大变革”时期，面对政体的改变、西学东渐风潮的冲击，文人学者们陷入了对深入中国人骨髓的儒家经典的新求索。梁启超是中国晚清民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位学者、政治家，面对清朝统治的颓败之势，精英文人的社会责任感使他走上了托古革新的道路。 一、经典研究之遗珠——论《孟子》遗稿 梁启超论《孟子》遗稿，最初名为《读<孟子>记（修养论之部）》，未收录入《饮冰室全集》。1919年2月，上海的《时事新报》曾连载梁启超《读<孟子>记（修养论之部）》，开篇：“著者识”自道缘起： “客岁暑中为儿曹讲《孟子》，略区为三部 : 一曰哲理论，二曰修养论，三曰政治论。今将修养论之部，刊登报中，聊为青年学古淑身之一助。全书未定稿，不敢以问世也。” 由此可知，此稿1918年8月，梁启超为子女讲《孟子》，讲义题为《读<孟子>记（修养论之部）》，仅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修养论”，且并未定稿。梁启超的论《孟子》遗稿在未被完整发表以前，较少引起学界的注意。直到1983年李建在《学术研究》中发表《关于梁启超论孟子遗稿》和《梁启超论孟子遗稿》全文，世人才对此稿展开多方研究。 李建其文披露了由其父即梁启超的学生兼秘书何澄一，传给他的一份梁启超论《孟子》手稿，文中详细记录了梁启超此手稿的基本资讯： “《遗稿》为毛笔手书，直行，古纸本，共一百三十二页，约二万字。前面为《孟子略传》，十页，约一千五百字。主体部分为《孟子之教育主义》，一百二十二页，约一万八千多字。全书未单独标出章、节、目，在论述‘性善’之后，又论述了孟子发挥本能之教的次序;孟子谈入道之途;还论述了孟子思想的其他若干方面。” 1956年,李建母亲罗婉如将这份手稿交给他。他还专门调询手稿来源： “我的姐姐何悦雅、姐夫洪源、哥哥何士宽长期和父亲一起生活,他(她)们都说此遗稿是梁启超送给父亲的,估计是欧游回来,即他晚年的作品。遗稿前后的红色印章‘梁启超印’,竟与父亲遗物中的这个印章相同。推测因父亲是梁启超的秘书,尝掌管梁的印章。从各方面分析此遗物确是梁启超的亲笔手书著作。由于我多年放在皮箱中,虽未研究,但作为父亲的遗物十分珍视,包裹保存良好。” 李建原名何士通,其父何擎一,又名何潜一、何澄意、何天柱,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光绪未科秀才,长期追随康、梁,以入门弟子相待,曾为康、梁经办书局,1957年病逝。何擎一追随康、梁多年,主持上海广智书局,最早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就由广智书局出版,有的还署编者“何擎一”名，他对梁启超著作的搜集和整理,功力深厚。 这份遗稿李建曾复印一份送给汤志钧先生，2007年，汤先生在《史林》杂志中发表了《梁启超论<孟子>》一文，对梁启超此稿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经过仔细比对，汤先生揭示出此稿与《时事新报》上所刊内容有直接关系，并详细地对应《时事新报》中所刊部分进行了校对与排误。《时事新报》是为原稿39页以下部分，未刊登的有约6000字，并且还有添加及修改。由此，这篇由梁启超送给何澄一的文稿“系梁平时读书笔记性质”，而与1918年梁氏的家庭讲学挂钩。 此稿本内容经李建发表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被收入由汤志钧、汤仁泽编辑，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梁启超全集》第十集中。与此同时，对其内容、流传的研究也纷纷展开，汤志钧、夏晓虹、李锦全、桑东辉、张少恩、刘雨薇等学者也都对其展开了专门研究。哲学家贺麟评价此稿：“任公谈义理之学的文字，以‘五四’运动前后，在《时事新报》发表的几篇谈孟子要旨的文章最为亲切感人。对于‘先立乎其大则小者不能夺’之旨，发挥最为透彻。” 二、政治哲学探索 梁启超对孟子的研究与阐释，伴随着他的社会身份和对政治的参与热情分为两个阶段，前后内容有异，侧重不同。 梁启超最早论述《孟子》的专文，是1897年冬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时的《读孟子界说》。1897梁启超感到“湖南新政办有端绪”，便于“展其所长”，又可“遥控”《时务报》，便应湖南巡抚陈宝箴所托担任中文教习并撰写《读孟子界说》，为其维新变法和改革进行舆论宣传。《读孟子界说》以将近一半的篇幅阐述“大同”，这无不与其师康有为所创“三世”说有关。康有为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不达后,受廖平影响，认为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是“平世”,“愈改而愈进”，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才能渐入“大同之域”。梁启超进一步对其进行宣传，称“不能不变者,天理也。变而日进于善者,天理加以人事也”。由此可看出，梁启超着力宣传“大同”,是改革现状及维新变法的需要，是在为其政治目服务。 梁启超深知中国是长期的封建社会，受儒家思想浸渍甚深，且对孔孟圣人的崇奉亦无可替代。儒家经籍为不可逾越的教条，倘若“布衣改制,事大骇人”，若可托古言今“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这种观点可代表当时一批有心变革的文人心声。他们开眼看世界，有心效法西方但又难以摆脱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束缚，“托古改制”即成为了他们的必选之路。正是这种基于时代背景下挣扎且迫切的革新需求，使得以梁启超在这一阶段中对孟子的阐释与研究具有浓重的政治功力属性。 三、教育主义探索 维新变法失败以后，1918年梁启超退出政界，辞去财政总长之职，旋居天津。与此同时，西学东渐以及现代学术、教育体系逐步建立。在此背景下，梁启超的思想也从鲜明的政治主导转而向传统回归，致力于中国古代思想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向研究，倾心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阐释。开启了其对孟子研究的另一个阶段。在其诸多的论述中，尤以1918 年为子女讲《孟子》而作《论<孟子>》遗稿最具代表性。 梁启超论《孟子》遗稿从内容上分为两部分，一为《孟子略传》，一为《孟子之教育主义》。《孟子略传》所占篇幅较小，作为对孟子生平事迹的概要介绍。而其大量的篇幅则用于阐释“孟子的教育主义”。梁启超认为“孟苟言性，皆所以树教育主义之。孟言性善故其教法在发挥本能 ; 苟言性恶，故其教法在变化气质。二者各有所长，而孟子尤能先立乎其大矣。”梁启超的教育主义之“根柢”在于“性善论”，他认为孟子以“生而固有，非由外铄”的仁义礼智为四端，重在由内发挥本能，即可实现“人人皆可为尧舜”的理想境界。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孟子教育的本质即为在修身工夫的践行中推行教育，具体方法为“立志”“存养”与“扩充”，同时最为奖励“狂”“狷”两种进路，并称“教人修养之途径，大略具是矣”。 梁启超在《群书概要》中称：“要之《孟子》为修养最适当之书，于今日青年尤为相宜。学者宜摘取其中精要语熟诵，或抄出常常阅览使其精神深入我之‘下意识’中，则一生做人基础可以稳固，而且日日向上，至老不衰矣。”这与梁启超撰写依论《孟子》遗稿之初衷不谋而合。撰写遗稿同年，1918梁启超与梁启勋在年夏秋之间的书信中尝言：“为群儿讲学术流别,三日后当了,即拟为讲《孟子》。彼辈如何能解,不过予以一模糊之印象，数年以后，或缘心理再显之作用，稍有会耳。吾每日既分一半光阴与彼辈，亦至可惜。”虽感因年龄与学识的差异而担心晚辈“如何能解”，但他仍希冀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尚可“或缘心理再显之作用，稍有会耳”。此稿中的部分内容在日后面向众多学子的讲堂中也缕缕派上用场，遗稿撰写当年梁思顺 26 岁，梁思成18岁，正与清华学校学生年龄相仿。或许论《孟子》遗稿这部缘起于家庭讲学，最终可“聊为青年学古淑身之一助”的学术著作，是为梁启超孟子研究的最崇高之愿望。 张樾丞(1883 ~ 1961)，原名福荫，一作张荫，字樾丞，一作越丞。以字行，新中国开国大印的制作者。 因为梁启超所书的“龙飞虎卧”刻字而名声大噪。之后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制作“宣统御笔”、“宣统御览之 宝”“无逸斋精鉴玺”等八枚印，为载涛、载泽、荣臻、宝熙等皇亲贵胃治印。也为历任北洋政府元首和首脑 治印，如徐世昌、段祺瑞、朱启矜、陆征祥、唐绍仪、黄郛、吴佩孚、曹汝霖等人，也为***、***等共产 党人刻过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即出自其手。当时王公贵人、文儒墨客，得其一印皆以为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