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识：钤印：张爰之印、大千 款识：北齐校书图。锐荪先生法家正之，癸未秋日蜀郡张爰。

著录：出版：《张大千精品集贰（上卷）》P178，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
来源：香港拍卖行1989年秋拍，Lot38。 说明：上款人应为达理札雅。达理札雅，字锐荪，光绪二十九年（1903）生于阿拉善旗定远营，幼年随父驻京（北平），就读求实中学、北京大学，对于国文颇有研究。其交友广泛，曾与张大千结识，并与张学良结为义兄弟。1940年任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1945年任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宁夏省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州长等，全国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须带霜。 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 —沈尹默诗赠张大千 四十年代，张大千的人物画技法取资范围大为开宽。此一时期，他曾获得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和南宋梁楷《寒山拾得图》等人物画杰作，得以摩挲研习。并在画朋文友和收藏家处看到不少李唐、马远、唐寅等人名作。四十年代初，大千赴敦煌考察和临摹石窟壁画，使他对中古时代尤其是唐宋人物画有了更真切而深刻的领悟。这一切条件和因素，促使大千中年时期的人物画出现多姿多采的面貌，经过不断地研摩和陶熔，逐渐形成了独具个性的高士画风格。 大千画高士的用笔，无论细笔、粗笔，极讲究笔法的挑剔顿挫，行笔貌似飘逸流利，但细细观之，每一笔都有波磔起伏的微妙变化，转笔每见顿挫。其用笔看上去很轻松自在，然笔底蕴含内力，锋正势圆。同时其笔法与墨法相结合，富有轻重、疾迟、畅滞、虚实、浓淡的跌容变化，呈现笔墨的节奏韵律之美。至他晚年，更是力避甜熟，转为生拙，达到返璞归真的境界。构筑清逸的情境，抒发高雅的诗意，讲求笔墨的潇洒俊迈，构成大千高士画的主体风格，在近代画坛上自成一家。 ——《名家翰墨?张大千高士》 一九四三年，历时两年有余的敦煌之行终告圆满结束，大千先生的人物画绘画技法得到了极大程度的丰富。此幅《北齐校书图》即创作于是时，画中无论从线条、设色以至衣饰及开脸处理等方面，已与敦煌之行前的风格有了明显区别，足见石窟艺术对其的深刻影响。 《北齐校书图》立意源于杨子华，写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文宣帝高洋命樊逊等人刊校五经诸史之景，然大千先生此作之整体布局、物象叠加与画境营造则偏重于文人绘画常见之雅集——文士、侍童、案几、文房、清供，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更与士大夫形象组成了丰满完备的意象系统。一九四二年，大千以近乎白描的人物写法作《扬雄读书图》（图源国立历史博物馆编《张大千早期风华与大风堂用印》），而是帧《北齐校书图》则于人物用笔、色彩描绘上更加精益，可以说是此类图式中人物描写之臻品。 正如孙家勤先生在《敦煌壁画对大千居士画风之影响》一文中所述，大千敦煌归来后“高士的面像也依唐人造型。体型更是不再弱不禁风，而戮力于血肉骨骼的真实表现。”此作中，人物开脸与大千曾临摹之《曹议金像》（图源四川省博物馆编《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画册》）、《初唐菩萨》（图源《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曾于1943年成都以木刻精印出版，1986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再版）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颇可见先生于人物绘事求索不绝。大千于此帧中写荷——或勾写花瓣之温润，或铺洒荷叶之放逸，或可窥其写荷丰富面貌之一斑；而案几文房等颜色又与人物衣着相呼应，整体传达出静谧祥和的美感，深得唐人笔意，乃为大千早期人物画之不可多得之佳构。 是幅《北齐校书图》之上款人“锐荪先生”即为达理札雅，字锐荪，光绪三十一年出生在阿拉善和硕特旗定远营王府，被称为是“最后的蒙古王爷”，其长于北京罗王府，交友广泛，曾与张大千结识，并与张学良结为义兄弟。早在20世纪50年代，达理扎雅伉俪便已捐出了几乎全部的古玩文物收藏，包括大量的古籍文献及字画真迹、清代历朝皇帝颁赐的十数方金印、王爷宝座( 现定为一级民族文物)等（现藏于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博物馆及阿拉善博物馆等处），以及在北京城和阿拉善的两座王府。《北齐校书图》既为大千先生人物绘画融古出新之佳构，亦为其生平交游之见证，颇值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