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 马榆，云南美术出版社，《妙香佛映：南诏大理国佛教造像艺术品鉴》,第108页，2013年 参阅： 1.八世纪敦煌莫高窟320窟西壁 杨柳观音像 2.上海博物馆藏唐代思维菩萨 3.初唐碧水寺第19龛阿弥陀佛与五十菩萨像 慈佑之形：一尊唐代青铜杨柳观音像赏析 在唐代佛教造像艺术的璀璨星河中，观音菩萨的形象尤为丰富多样，其中，杨柳观音以其独特的慈悲意涵成为备受尊崇的化身。杨柳观音，其名源于其手持的圣物——净瓶与杨柳枝。在佛教经典中，此二物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净瓶中的“甘露水”被誉为能治愈众生一切疾苦的良药，涤除烦恼尘垢，带来身心清凉。而杨柳枝因其旺盛的生命力与柔韧性，象征着佛法坚韧不拔、随处生长的蓬勃生机。因此，杨柳观音的形象集中体现了佛教“慈悲济世、方便善巧”的核心精神，是信徒在现世中祈求消灾延寿、解除病痛与获得平安的直接寄托。本次华艺秋拍所呈的一尊珍贵的唐代杨柳观音立像，历经千年时光洗礼仍风姿卓然，体现出盛世青铜铸造的高度水准。 这尊观音立于圆形莲花台座上，三弯站姿，右手持杨柳枝，左手下垂持甘露瓶。颈戴项链，腕穿手镯，下身裹裙，发束高髻，中有一阿弥陀佛像。以青铜为质，铸工精湛，发丝眉目历历可见，璎珞飘逸，手指纤细，圆形台座上的莲瓣装饰线条浅细流畅而清晰，衣裙褶皱随体起伏，质感逼真。三折姿势，这种打破传统正襟危坐的造型，既保留了佛教造像的庄严感，又融入了唐人崇尚自然的审美趣味。衣纹处理尤为精妙，轻薄贴体的天衣随体势垂落，U形衣褶如流水般在腿部形成韵律感，胸腹处衣带以浅浮雕手法呈现，既符合"曹衣出水"的南朝遗风，又透露出印度笈多王朝造像的影响，展现出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的痕迹。菩萨的面部塑造堪称盛唐美学典范。丰润的鹅蛋脸上，新月眉与垂睑的凤眼构成慈悲的凝视，唇畔那抹"破颜微笑"既非北魏造像的肃穆，也非宋代罗汉的世俗化，而是将《华严经》中"菩萨含笑，普照十方"的宗教意象，转化为可感知的人文温度。 右手持杨柳的指尖微微上翘，这个被后世称为"兰叶描"的细节，与吴道子《送子天王图》中的线描技法遥相呼应，印证了张彦远"吴带当风"的艺术革命如何从绘画渗透到雕塑领域。从历史语境看，这尊造像诞生于开元年间佛教中国化的关键期。青铜材质的选择别有深意——相较于北魏的石雕、隋代的白瓷，唐代工匠更倾向用金属铸造表现菩萨的"金刚不坏"特质，表面可能曾鎏金，现存的铜绿反而形成"剥落见真如"的哲学隐喻。它将印度菩萨的"三屈式"体态转化为符合中医经络学的"气韵生动"，衣纹处理参考了当时贵族女子的蹙金绣工艺，眉眼间距较笈多造像收窄三分，符合《历代名画记》"取其骨气，略其形似"的美学主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胸前的璎珞不再强调印度式的繁复，而以简练的弧线勾勒，这种"减笔"手法比宋代梁楷的写意画早出现四百年，暗示着禅宗"不立文字"的思想已开始影响造型艺术。 杨柳观音是唐朝非常受喜爱的造像题材，大约于八世纪初开始被信徒广泛供奉。敦煌莫高窟320窟的西壁就画有一尊杨柳观音，是这种题材的一个早期例子。与本尊一样，壁画上的观音也是右手持杨柳，左手拿甘露瓶（图一）。 上海博物馆有一尊唐代的思惟菩萨（图二），包浆与开脸、工艺等都与本尊非常相似，这尊思惟菩萨像台座底部中空，正中有一长条状横档，当中有一圆孔，正对圆孔的底座内壁有一凹坑。这些设计有何深意 上博通过对这尊菩萨像进行的CT扫描，台座的内部结构得到了更加明晰的展现。由此推测，这尊菩萨像有可能不是独立的单体塑像，而是通过配件连接在某个群雕上，本尊杨柳观音当时应与上海博物馆的这尊思惟菩萨同属一组群雕像。遗憾的是，仅存这两尊菩萨铜像，我们无法确知它所属的群像的原貌。 所幸，在四川绵阳涪陵江畔的碧水寺第19龛，发现了同属初唐时期的带有思惟菩萨像和杨柳观音像的群雕实例。这是一铺阿弥陀佛五十菩萨造像（图三），整组群雕的下方，雕刻西方净土中的莲池，池中生长出像树干一样的主干，上面盛开一朵大莲花，阿弥陀佛坐在这朵莲花上，两边站立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在主干两侧生出近五十条侧枝，每个侧枝顶端有一尊坐在莲花中的小菩萨。两相对照可知，这尊杨柳观音原站于主尊佛旁，而思惟菩萨鎏金铜像很可能是主尊佛像旁边的小型胁侍菩萨，其下方的圆形台座是一朵莲花，通过铜质莲茎与整组群雕相连。由于缺少物证，这尊菩萨像所属的群雕原貌，仍是未解之谜，留待我们继续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