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BRONZE FIGURE OF VAJRAYOGINI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内地的藏传佛教造像以宫廷作品最具代表性，主要特点为造型规范、工艺精细、手法写实。乾隆时期，清代宫廷佛像的制作达到高潮。此时期的佛像受皇帝本人的政治思想和审美取向的影响，多以小型为主，采用失蜡法，由中正殿画佛喇嘛及章嘉等大喇嘛画纸样，再拨蜡样，后交造办处铸造，重要的造像每道工序都要“恭呈御览”，反复修改。当时的宫廷造像匠师不仅有汉族人，还有蒙古、西藏及尼泊尔人，多种艺术因素交融，创作出乾隆宫廷风格造像。大量密教佛像是乾隆宫廷造像的主要题材。此尊为金刚行波罗密母，黄铜铸造，面部和身体裸露部位泥金，胎体厚重，铸工讲究，造型端庄大方。从其造型风格和款识来看属于乾隆时期某处六品佛楼旧藏。由于六品佛楼中小铜佛像数量庞大，形象各异，难免混乱。因此每尊铜佛身上都有三处题记。如此尊莲台上沿镌阳文“大清乾隆年敬造”楷书款，下沿刻此尊的佛名款“金刚行波罗密母”，背后刻品名款“瑜伽根本”。“瑜伽根本”即密教四部中的“瑜伽部”，在“六品”中为上品根基者修学内容。六品佛楼的设置体现了格鲁派提倡的由浅入深、先显后密的修法思想。乾隆帝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开始修建的雨花阁，上下四层，按照格鲁派密教修行四部思想所成造的铜佛造像，第一次尝试将藏传佛教神系构架的轮廓勾勒出来。二十二年至四十七年（1757－1782年），乾隆帝先后在宫中和皇家园林中建设了六品佛楼八座，进一步将其在雨花阁的陈设思想系统化、完整化。所谓六品与密宗四部的思想并无二致，只是将格鲁派所强调的先显后密的修行思想表现出来，把般若品（即所谓波罗密乘、大乘佛教、显教等）加入修行次第中，再将无上瑜伽品一分为二为无上瑜伽部父续和母续二品。其建筑以每间作为一品，正中供奉9尊大的主尊佛像，两边壁龛中各供小铜佛像61尊。在六品佛楼内，表现佛身、语、意的佛像、佛经、佛塔均配合供奉，将藏传佛教的神系梳理后，以造像、绘画、佛塔等立体形式结合，整体表现出来，这是西藏的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的大胆实践，更应看作是乾隆帝“大一统”思想最为淋漓尽致的表现。 乾隆时期大量的西藏佛像精品进贡宫廷，宫廷制作的佛像亦回返西藏，促进了内地与西藏佛教艺术的交流。乾隆皇帝凭借朝廷的雄厚财力，加上精通造像技艺的大喇嘛的指导，以及各族匠师的精工细作，使得清代宫廷造像艺术成就卓越，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写下了精彩的篇章。六品佛楼造像作为乾隆时期铜造像的代表作，学术界也十分重视，将其视为研究藏传佛教曼陀罗和神系的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此尊金刚行波罗密母便是此批佛像中流传至今的一件珍贵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