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中抄写佛经是种功德，敦煌遗书留下不少这类的卷轴典籍，书写者虔诚抄写的心意，完全在字里行间展现出来。溥儒先生十四岁父亲去世，后来生活与教育，皆由亲生母亲项氏所负责管教而成。项氏知书达理，信奉佛教，亲自教授溥儒先生《易经》、《春秋》三传等经典。由此可知先生与生母情感极深。溥儒对母亲的孝道、慕爱与崇敬，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项氏在溥儒先生四十二岁时就过世了。但母亲对溥儒的身传言教是巨大的，尤其是维持民族气节大义上，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是毫不含糊的。根据万大鋐文章，民国二十五年春，伪满洲国成立四周年，日本在华北军司令以重金求溥儒作画为贺礼，为其所拒。
关于溥儒与谭元征的来往，可以先从溥儒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谈起。溥儒曾为福建居士严笑棠所请书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严笑棠乃漳州人，曾经追随弘一法师学佛，后赴台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适逢严母吴太夫人七秩大寿，因大陆与海岛分隔两地而无法相见，严氏念母孤老故里，且信佛，又思及奉养不知何时，即定制洒金笺，恭请溥儒以小楷抄录金刚经全文一册，藏以宅中，遥祝母亲福寿安康。书成之后，为表谢意，严氏亲行三叩九拜之礼，以报答溥先生厚隆情谊，而溥先生亦感动其孝心赤诚，为白描摹写释迦牟尼佛一尊，置于册首。对此，严氏极为珍爱，视若拱璧，又请了当时台岛名流题跋于后，其中就有谭元征的跋文。谭元征，湖南衡山人。为国民党元老，曾任辰繇县长，师范大学敎授，诗文书法俱佳。著有《东烟山房诗抄》。1928年，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发生，以蔡公时为首的十七位英烈殉难，谭元征书写蔡公时遗篇《吊黄花岗诗》，以励众志。1953年为张西厢《闲话诗钟》撰序。
阿育王塔是佛教中用来盛放供奉佛陀真身舍利的宝塔，阿育王塔因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阿育王而得名，他生活的时代距今约2200年。传说他在世界各地建塔供奉佛舍利。溥儒先生取阿育王塔型状，用小楷书并采用心经全文完整无缺的抄写完成，一丝不苟，恣人眼目，既体现书写者虔诚心意，更是二人交往的重要资料，尤为珍贵。同时也体现溥先生对佛经的虔诚和与谭元征先生之间的敬重与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