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士陵复「劭初」札年代考
黄士陵（1849—1908）是近代篆刻史上开宗立派的大师，他出生于安徽黟县，但一生却与广东结下不解之缘。他前后侨居广东十五年之久，并在此间形成其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被誉为「黟山派」，而其印风对广东印坛的影响尤为深远。
正因为其与广东的这种联系，黄士陵入粤、离粤以及在粤逗留的时间一直深为学界所关注。但由于第一手资料不多，故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谢光辉先生根据牧甫自治印的边款及书画作品上的落款时间，考证其数次来穗离穗的时间。据谢先生考证，其第一次来粤时间为光绪七年春，至光绪十一年被推荐到国子监学习，晋京前曾有故乡黟县之行。第二次来广州为光绪十三年，此后曾两度回乡探亲：首先是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两个月后即启程返粤；第二次则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至次年三月返粤。最后离开广州的时间则在光绪二十五年秋天，从此终老故乡。谢先生的考证结论堪称已有研究成果中最接近实际情况的，是近年黄士陵研究的重要成果。
华艺国际2017年春季拍卖的一通黄牧甫复「劭初三兄」的长信，则为研究牧甫的行止提供了宝贵、具体而可靠的第一手史料。
此信为牧甫在家乡时所写，共五开，写于「写心」笺上。信末的落款时间为「五月初八日」。信中首先回顾了他自广州出城，乘船至香港，经停上海，再转杭州，又自杭州乘船溯流而上回到老家的整个经过：「陵于三月二十一日辞别出城，二十三日登舟，二十五日开行，香港耽阁二日，二十九日到上海。四月初二换轮船拖渡，阅二日达杭州，候船至初七日，始自钱唐江溯流直上，月望才抵休邑之屯溪，复换小艇入敝邑东鄙，陆行五十里，于十八日到舍，暂停先祖寝室。」此次行程历时近一月。而乘船经由香港北上，则是清末自广州往上海等地最为快捷，也是颇为常见的线路。据此信的内容，其抵家后的行止则不外是游子归家后最为常见的扫墓、探亲、访友等内容。在此期间，牧甫还因天气多变而一度染病。
此信所用字体为牧甫典型的成熟行书。此字体也常见于其在广雅书局校书后期所作题跋及书法边款，而明显有别于广雅书局初期刻书上牧甫题签上那种较为拘谨的书风。那么，具体是书写于那一年呢？
谢光辉先生在考证第二次来粤后首次回乡时，根据牧父所刻「臣度上言」的印款：「牧父篆刻，时乙未夏四月，舟次歙东尾滩涘港。」考证该次回乡的时间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而此信中自言「四月初二换轮船拖渡……月望才抵休邑之屯溪，复换小艇入敝邑东鄙」，所述时间正与「臣度上言」印款内容吻合。
信中还提到：「制台新到，书局或亦不免风波。」制台为清代总督的代称，在此当指两广总督，书局则是牧甫第二次入粤后所供职的广雅书局。广雅书局自光绪十三年由张之洞、吴大澄上奏设立后，一直在张之洞的有效掌控之中。光绪十五年七月，张之洞改任湖广总督、李瀚章接任两广总督，书局随即由李瀚章派人接管。尽管李本人对张之洞及其在粤经营的事业持比较尊重的态度，但其接管书局的手下仍对书局带来冲击。而随着张之洞的离任，同年九月署理广东巡抚的原广东布政使游智开也对书局中的要员王存善、王秉恩等进行查办、打压，书局内部原有人员出现分化，形成不同的派系，局面颇形混乱。广雅书局因此而由盛转衰。牧甫在信中谓「或亦不免风波」，则新到的总督当非光绪十五年到任的李瀚章，而应是此后的继任者。查《清代职官年表》等，知李瀚章解职时间为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下旬，接替者为茶陵谭钟麟。而牧甫在三月二十一日离开广州，其得知新总督到任，或许就是劭初在信中告知牧甫的。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信札的书法风格，可以确认此信写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八日，也即牧甫第二次入粤后的首次回乡。
至于此次离乡返粤的时间，牧甫在信中说到：「兹拟为闻儿附塾邻村，修茸（葺）墙屋，月内可以摒挡就绪，偷息半月，即便束装，遵海而南，不敢稍逾片刻。」知其在家乡逗留时间不长。谢光辉先生据传世牧父为「谷生二兄」篆书「壹威仪以成德，泽经史而立言」六言联边跋称「乙未夏闰五月，弟黄士陵倚装作」，而考定其离乡返粤的时间为当年的闰五月，即写此信后的次月，亦可知牧甫信中所拟返粤的计划并没改变。而其返程依然是经停上海。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2007年秋拍有一件牧甫的《汉桂宫铜鍪拓片》，其题跋署款为：「乙未秋七月上浣，黄士陵识于广州广雅校书室。」知此时牧甫已回到广州。
牧甫此次回乡，停留的时间约两月，时间并不太长。其急于返粤的原因，信中也略有涉及。首先是「来示云此间一片席亦安乐窝。陵之所恃以奉祭祀、活妻孥者皆视此，岂独安乐窝而已。临行展翁晓以得失之故，坚属速来。吾兄暨同舍诸公亦举此相示；上海晤建侯兄，又以为言。」朋辈均嘱其尽速回穗，期间当与其在书局的职位有关。而此职位关系到个人的生活：「陵之所恃以奉祭祀、活妻孥者皆视此，岂独安乐窝而已。」而据信中所言，粤中友朋尚有为其另谋职位的可能。因此，他并未在家乡过多停留，而是尽快南下返穗。
除了牧甫本人这次回乡的具体情况之外，此信尚有颇多的信息。牧甫二十岁时曾携胞弟厚甫到南昌谋生。此信末提到：「舍厚弟昨日自江西省来信，知属画二像已经寄到，是月中可以告成，直寄东粤。二像中惟令亲像恐难见长。属先道意。」傅抱石先生曾谓牧甫胞弟厚甫在南昌董家塘小巷内设「澄秋馆」为人画像。据此函所述，可知此时厚甫尚在南昌，仍在此继续为人画像。而远处广州的「劭初」不惮路途遥远，请厚甫为其长辈画像，非交情深笃者不可能为此。
「劭初」其人暂不可考。有意思的是，此信所用笺纸上的「写心」两字，正好是邵初集自东汉延光三年的《启母阙铭》，而落款「开母阙铭，邵初集字」八字则出自牧甫手笔，则此笺应是两人合作而成。由此也可证劭初与牧甫两人之间非一般的关系。
牧甫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印章和书画作品，这些作品上的款识是研究其生平的重要史料。但其对本人的行止却甚少有专门文字记载。此信的发现，无疑是为研究牧甫生平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