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何绍基，清代书法界的中流砥柱。其书法结合碑帖两派，融会四体，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何体”风貌，被誉为“有清二百余年一人”。曾国藩评价其“字必传千古无疑”。
作为兼容帖学的碑学大家，何绍基精篆、隶、楷、行、草各体，而最得意者莫过于其行书。可以说，何绍基的行书代表了他书法的最高成就，也全面地体现了他的书学思想。其行书在“颜书”的基础上，融篆籀及汉碑笔法于一炉，加之自创“回腕法”制造“生”的意趣，进而独创一格。后世的陈介祺、赵之谦、曾熙、齐白石、舒同等书家，皆深受何氏行书风格的影响。
据学界研究，何绍基的行书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38年前，何绍基热心科举，所学多为适宜馆阁考场的颜欧书体，自家风貌虽未形成，却极好地继承了颜书的宽博茂密，曾采用颜体书写殿试，得贺长龄，阮元和程恩泽的赏识，将其置于一甲一名；继而是1838-1855年间的士官生涯，此时正值其人生旅途最辉煌的阶段，得皇帝宠爱，政途得意、经济优厚，加上充沛的精力和超人的胆识，使他在书法风格上大胆探索，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境地。此时，何氏在颜书基础上，猎取百家，上溯周秦两汉古篆籀，下至六朝南北碑，形成了以篆隶为底蕴，以段连为主构的行书风格，典型的“何体”风貌已臻化境；第三阶段则为1855年后的讲学生涯，此时期何绍基把书法的重点转移到汉碑、商周金文的研习上，加上年事已高，行书作品虽时有奇趣，却难免有所僵化。
此行书四条屏，选录苏轼、黄庭坚、元遗山尺牍文本四篇，创作于丙午年（1846），时值何绍基四十八岁，正是其精力弥满，书学大成之时。写来行中带楷，笔挟篆分，凝炼中露出锐劲，沉稳处时出俏丽，洋洋洒洒，一气呵成。故洒脱自如而气概非凡，既摆脱了其早年作品的拘谨，又与晚年时露轻率散漫之作大相径庭，是其艺术高峰时期的极精之作。
何绍基的行书常有出人意料的处理方法，让作品具有奇特之感。正如这套书法，字的竖笔都为斜势，但通篇来看，却达到了倾侧之中的平衡；而每行字亦如同高峰之险而耸立不倒，反而产生了奇崛的美感。马宗霍评价他的行书：“多参篆意，纯以神行，人见其纵横邪，出乎绳墨之外，实则腕平锋正，蹈乎规矩之中”，极能概括何氏行书的独创性。
何字纵横捭阖的美感亦来自于他点画运笔的气势之中，其用笔飞动腾跃，方圆兼施，字字筋骨内敛，如壮士挽弓，纵逸超迈。此作品在严格的中锋运笔中加以颤笔，落笔或重或轻，行笔或挫或行，动静疾徐，转换自如，使线条外柔内刚，断连自然，古茂疏朗的美感油然而生。正如《清稗类钞》所评：“子贞太史行书尤于恣肆中见逸气，往往一行之中，忽而似壮士斗力，筋骨涌现；忽而又如衔环勒马，意态超然，非精究四体熟谙八法，无以领其妙。”无怪乎能在晚清书坛上冠绝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