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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炘（1869-1924），字冠山，号冰铁，以号行，室名南齐石室、食古斋、冰铁戡、思惠斋。江苏吴县人。近代篆刻家，治印初学浙派，後以秦汉为法，旁及皖派，侧款刻单刀楷书，名噪一时。著有《王冰戡印存》五卷。与吴昌硕（苦铁）、钱崖（瘦铁）并称“江南三铁”。
1979年秦孝仪主编《革命人物志?第二十集 》记载：“谢国杰，字慈舟，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年。系出四川华阳（今成都）望族。昆仲十人，先生行末，姊妹四人。少随长兄刚至宦游闽中，清季以福建官费留学日本，入成城学校，参加同盟会，追随国父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后考入冈山医科大学肄业，在校七年，成绩优异，甚为日籍教授所器重。民国七年，学成归国，服务于北京防疫处，及后在军中任军医院长。民国十年，遨游陇上，是时先生二兄刚国，任甘肃省长公署政务厅厅长”。其兄谢刚国是晚清史上著名的人物之一，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斋名“百炼盦”，在次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公车上书”中，谢刚国即是其中有力的一位。众所周知的《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主任编纂为谢刚国，另一主任编纂为吴瀛。可想见谢氏研究古书画造诣之深厚，学问之广博。杨臣彬先生所著《扬州绘画》之李方膺《墨竹册》为谢氏家藏，其中“谢”、“慈舟秘玩”等印鉴在目。
于硕（1873-1957），字啸轩，江都人，生于清同治年间，善治印，精微刻，尤擅在扇骨、象牙上进行微刻，方寸之间能纳千字，且无一败笔，笔笔有帖气。

本专场的印章部分包含近五十方杨恩华、杨宗翰自用印及收藏印，其中有来自梁千秋、王冰铁、于碩、王福庵、寿石工等明清至民国时期篆刻名家的作品。杨宗翰的自用印大多为寿石工所刻，保存藏品的锦盒与其所藏书画中，也常见寿石工的题记。
寿石工（1889-1950），名鉨，号石工，典出考工记“攻石之工”，又号石公、硕公、印匄、印侯、珏庵、悲风、园丁等，斋名有蝶芜斋、铸梦庐、冷荷亭、绿天精舍、玄尚精庐、不食鱼斋等，浙江绍兴人，定居北京。篆刻家、书法家，亦工诗词，著有《蝶芜斋印稿》《铸梦庐篆刻学》《篆刻学讲义》《治印琐谈》《珏庵印存》等。寿石工喜藏古墨，多为明代精品，他对墨和笔的研究颇深，著有《重玄琐记》一书。
寿石工出身书香世家，原籍浙江绍兴，其父寿福谦通诗文、能篆刻，曾宦游山西，寿石工即生于山西，少年时期诗文篆刻均得父亲开蒙，闲来嗜金石碑版，好书画鉴赏。寿石工年幼之时久病不愈，郎中开方令其单食鲜鱼四十九日，寿石工食至第十日后便生厌呕吐，此后再不愿食鱼，因此刻有一印“不食鱼斋”。寿石工就读于山西大学堂，毕业后曾任辽东知府，但仅三日而已。吴昌硕有著名的“一月安东令”之印，寿石工也刻一枚闲章“辽东假侯”聊以自嘲。
民国以后，寿石工大多留居北京，其间办过报纸，在教育部与鲁迅、陈师曾共事。1917年，寿石工与陈师曾创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又先后任教于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北京艺术学院等，讲授古文诗词、书画篆刻等。
寿石工的篆刻师赵叔孺、吴昌硕、赵之谦、黄士陵，尤其出于对赵之谦与吴昌硕的尊崇，寿石工从赵之“二金蝶堂”、吴之“饭青芜室”中各取一字成其斋名“蝶芜斋”。寿石工的印风工稳秀逸，不尚狂怪，所作小印最显其神采，如半寸左右见方，无论朱白，均能走刀如笔，意趣盎然。据说寿石工刻印不过墨稿，直接反书于石上，提刀便刻，速度极快，谈笑间金石为开，看似随意，却反映出他深厚的功底。与民国时期北京诸多印人相比，寿石工治印气息酣畅，艺术家特质浓郁。他的书法多为篆书或行楷，初学欧、米，后巧妙融合六朝碑贴的气韵，刚劲流畅，呈现出一种十足的名士之气。金城、于非闇、张大千、徐操、溥儒等艺术家均喜欢请寿石工在自己的得意之作上行楷长跋，也有人不惜以高价润笔费请寿石工题跋。
民国年间，寿石工曾于琉璃厂荣宝斋、清秘阁、铭海阁等挂牌鬻书刻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寿石工的书法篆刻已自成一格，名噪于京城，沈禹钟《印人杂咏》中有诗这样称赞他：“暇日寻碑踏月还，摩崖每上会稽山。石工自是工无敌，入手真教石不顽”。于书法篆刻名气之外，寿石工还精于填词，对宋词研究极深，晚清著名词家朱祖谋评价寿石工作词时曾赞誉“火传四明”（南宋词人吴梦窗，四明人）。
新文化运动前后，北京出现了一些重要的金石书画社团，寿石工曾先后与罗振玉、丁佛言、易孺、梅兰芳、尚小云、杨宗翰等各界人士发起成立“冰社”、“四宜社”与“文艺学社”，社员还有汤定之、乔大壮等，徐悲鸿、张大千、张聿光也参加过社团的活动。
寿石工的妻子宋君方也善金石书画，二人均执教京师有年。1950年寿石工逝世，夫人宋君方请徐悲鸿为他书写墓碑，据说后来以寿石工所珍藏的一锭清代大书家梁山舟用墨为报。寿石工逝世后，周作人曾作两篇短文纪念他，其中一篇谈及寿石工诙谐幽默的性格，说他爱与朋友开玩笑，尤其是遇到同乡陈半丁，两人更是没有一句正经话，愈是好友，愈不计较，“嘲讽笑骂，一齐都来”。寿石工与周氏兄弟十分熟络，他们同为绍兴人，在北京也时有交往。寿石工所著《蝶芜斋印稿》书名由张大千以隶书题写，杨宗翰自用印章多枚由寿石工所刻，这些均能反映寿石工与同时期文人学者之间的密切交往。
宋君方曾说：“珏庵为余制印极多，在浩劫中仅留数方而已”，这也许就是如今收藏界对曾经名噪一时的篆刻家寿石工认知不足的原因。如今，幽绚精舍的这一批藏品能使我们一窥其风采，实属难得。曹经沅称寿石工为印、字、词“三绝名高”，通过杨宗翰先生的这一批藏品，我们可以感知到其精妙的书法与篆刻技艺，方寸之间，尽显潇洒的名士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