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马以青铜为材铸成，马神线条流畅，鬃毛清晰可见，马张口，若嘶鸣状，另外马的神态形似汉代之马，但观其铜质绿锈更接近于宋明时代。
作为耳熟能详的形象，传统艺术对马的塑造，一直连绵不绝。悠久的马文化历史，产生许多关于马的艺术作品。譬如东汉的马超龙雀，譬如唐代的昭陵六骏，皆是举世闻名的名马。古代用马的历史颇为久远，马形象在中国社会中往往作为社会阶级的指标，唯有在统治者及贵族墓葬才会出现青铜马，可视为权势与财富的象征。
商代周至汉代之前的马形象艺术品，特征多为体矮颈粗，采四肢伫立，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玉马，细节如向后倾斜的四肢、垂至地面的马尾等皆反映着汉以前马匹特有的姿态。直至西汉武帝马种改良，将乌孙马更名「西极」，名大宛马为「天马」，此后在艺术表现上则逐渐演变为富有动态感的高大骏马形象。
骏马在中国古代是作战、运输和通讯中最为迅速有效的工具，强大的骑兵也曾经是汉朝反击匈奴入侵，保持北部地区安定必不可少的军事条件。《后汉书·马援传》云：「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马匹对于国家的强弱盛衰起着重要作用，自古以来备受重视。汉代出于对匈奴作战的需要，十分重视改良马种，汉朝统治者通过纳贡、互市、战争等手段大力引进外来优良马种。这些来自西域的良驹使汉马「既杂胡马，马乃益壮」，此后「天马」便成为良马的代名词，汉武帝特为此而歌：「天马来兮从西极（今伊犁河流域），经万里兮归有德。承威灵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他还诏令相马专家东门京铸大宛马铜像，立于未央宫北门的鲁班门外，故鲁班门又称金马门。在迄今所见的历史文物中，鎏金铜马作为一种天马的艺术形象，首见于西汉前期。同时因为马匹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汉人对马的喜爱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并把骏马看作是民族尊严、国力强盛和英雄业绩的象征。因此，大量骏马的形象出现于汉朝雕塑和工艺作品中，因汉代雕塑马在工艺美术史中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神韵和气质，而深受藏家喜爱。
观此尊青铜马的面部，会发现一个显著特征，即在两耳间生有一角状肉冠。据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西汉帛书《相马经》说，这肉冠的大小，同奔驰的速度有关。其长一寸，日行三百，其长三寸，日行千里。另据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大宛（古西域国名，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马有肉角数寸」，表明该马是依大宛马铸造的。奔马矫健、彪悍，行驰为对侧步，集河西走马、大宛马、蒙古马等马种的优点于一身，显是按良马标准所塑。
此后的大约一千多年间，近似于这种体型的马屡见不鲜，它们或是日常出行的伴侣，或是驰骋征战的良骑，故后世有「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为畜牧之盛也」的说法。此外，汉代人还将对天马的钟爱上升到神话的程度，在汉代雕塑、画像砖
石、墓室壁画等艺术作品中，常常出现长着翅膀的翼马造型及「天马行空」「仙人奔马」等主题，这也成为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马文化的鲜明特色。
从出土文物看，最具代表性的是1981年陕西兴平豆马村茂陵阳信长公主墓陪葬坑出土的一匹鎏金铜马，这件鎏金铜马是目前所知唯一经科学发掘的大宛马金铜造像，现藏茂陵博物馆，高62厘米、长76厘米、重25.5公斤。据考证，这件鎏金铜马是汉代饲养在上林苑或御厩中的大宛马（汗血宝马）的艺术造型，通体鎏金，极显富丽华贵，同出铜器多数有铭文「阳信家」，应为帝室贵族所有。另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西汉早期铜马与驭手，以及甘肃省博物馆藏，1969年甘肃武威市雷台出土的汉代铜奔马，均为此件拍品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依据。除此之外，大量的汉代陶马也可为此作品的断代提供参考依据，可参见苏富比、佳士得早年拍卖的多件拍品。

参阅：
西汉鎏金大宛马像 茂陵博物馆藏，高62厘米，长76厘米，重26千克，1981年5月于陕西兴平出土
汉代马首雕塑 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汉代铜奔马 甘肃省博物馆藏，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7.3千克，1969年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