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识：「大明永乐年施」六字楷书款
铜鎏金 参阅： 1. 北京翰海Beijing Hanhai 2007-6-25 lot2358。 2. 香港苏富比Hongkong Sotheby’s 2006-10-7 lot0804。 3. 苏黎世Rietberg博物馆藏 明永乐铜鎏金金刚萨埵像，Berti Aschmann旧藏 般若智慧，无形无相 ——一尊难得的明永乐早期文殊菩萨 明代永宣时期制作的铜器及鎏金铜器被公认为工艺水平臻至顶峰的艺术品，其中又以加注永乐及宣德年款的铜鎏金佛像尤见渊雅尚典之风。成祖出于政治上延续柔服藏人治理藏区之需，加之其本人「兼崇其教」，甚至「深信浮屠甚过萧梁」，于永乐年间大兴崇佛之举，而召请噶玛噶举派哈立麻活佛入朝，则为永乐时期主要奉佛事迹之一。《明实录》永乐六年（1408）四月庚子记载：「如来大宝法王哈立麻辞归，赐白金、彩币、佛像。」即为明代官书中有关永乐佛像的首次记录。 近年据学者考据，永乐六年所赐哈立麻佛像，据《源流录》记载：「永乐乙酉（永乐三年），因圆融妙慧净觉宏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上师推荐法尊班丹坚错于朝，太宗文皇帝遣使驿召至殿廷，赐座，与语大悦，赏赉恩崇特加，于是奉命按经依法，教令各工制造坛场诸法仪像、铃杵、供器，及奏遣使西域，请取西番大字藏经，刊板印施，散于西土，功德无边。」由此可知，成祖于永乐三年召班丹坚错「教令各工制造坛场诸法仪像」，其后于永乐六年赐予大宝法王的，即应为永乐宫廷匠师遵照西藏造像制作仪轨，谨制的首批永乐佛，亦可视为永宣佛像之源起。 于此背景之下催生的永乐宫廷造像，风格及仪轨主要源自西藏，但并未过多强调印度式高鼻深目的五官轮廓，呈现出中原疏阔之表情，又兼具尼泊尔秀美韵味。此尊造像头戴五叶宝冠，顶结高髻，耳侧「U」型缯带飞扬，耳垂圆珰，面容丰腴和煦，身体略向右倾，头亦往左下方微垂，现极富动感的三折枝形象，优雅、柔韧的体态，显示出此造像风格所带有的尼泊尔特色。袒上身，胸前连珠项饰环绕，下身着长裙，腰间束宝带，腰带下亦有U字形连珠式璎珞装饰，衣着纹饰简单，仅于结跏趺坐的双腿间刻意露出裙角，宛如倒置开张的扇面，其起伏的线条具高度装饰性，生动表现出丝织物本有的质感。左手牵乌巴拉花，花枝绽放于肩头，内盛般若经，右手上扬持智慧剑，正是殊胜非凡的文殊菩萨身份象征。结跏跌坐于双层束腰莲花宝座上，莲座造型规范，上下边缘各饰一周圆形的连珠纹；莲瓣颀长美观，饱满有力，内缘卷草纹尖端上翘，环绕莲座一周；座面阴刻「大明永乐年施」六字款，署款为从左至右顺读，而不是明代汉地的自右至左的书写形式，这种书写风格符合了藏族人书写藏文的习惯，为永乐宫廷造像标准款识。 整尊身体比例适度，手足等细节处理到位，在符合西藏造像定制的相好标准，同时融汇汉地审美观念及装饰表现手法。裙裳及帔帛等织物表现质感强烈，于褶皱处理方面，起承转合自然灵动，又尤以莲座时代特征突出，边缘可见均匀分布的固定底盖的八个剁口。通体鎏金浓郁，质沉坠手，盖因此时铜料大多由暹罗进贡而来，细腻密实，鎏金工艺更是不惜工本，为追求璀璨绚烂之色泽。 永宣时期鎏金铜器,往往需要反复涂抹金泥，再经烤黄、刷洗及压光。明《宣德彝器谱》曾载「干清宫紫宸殿,大金猊鼎炉,高三尺六寸,重一百二十四斤，用纯金流裹，实用赤金三十两」，可见此一时期鎏金靡费，而如本品一般较厚的鎏金层，往往需鎏金三至五遍，可谓不惜工本，精功妙造，塑造和鎏金工艺尽皆完美，充分展现宫廷造像度量标准。 相类例可见瑞士苏黎世里特贝格博物馆藏，详见Helmut Uhlig著，《On the Path of Enlightenment》，1995，图版66，为Berti Aschmann西藏艺术基金会藏。此类文殊菩萨造像尚有四臂者，例见大英博物馆藏，U.von Schroeder著，《Indo-Tibetan Bronzes》，图版144G号；北京故宫旧藏一例，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藏传佛教造像》，页226，图215明代宫廷造像是明代永乐和宣德两朝宫廷御用监“佛作”制作的汉藏风格造像，主要用于赏赐西藏上层僧侣，为朝廷推行的宗教笼络政策服务，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艺术、工艺和宗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