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录：著录： 1、吴大澂《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1885 2、吴大澂《愙斋古吉金文》 3、吴大澂《愙斋集古录》1918 4、罗振玉《雪堂集古遗文》 5、容庚《秦汉金文录》1931 6、吴大澂《愙斋集古图》. 2012 7、内藤乾吉《日本蒐储***古铜精华》 8、牟华林《汉金文辑注》2017
备注： 1、吴大澂旧藏 2、梅景书屋旧藏 参阅：湖南省博物馆藏，汉代青铜钫 大庖载盈，旨酒斯醇——西汉晚期“建平二年”鎏金铜钫 钫，礼器、酒器。《说文?金部》：“钫，方锺也。”始见于战国中期阶段，并成为战国秦汉时期重要的礼器，分布范围广泛。西汉中期开始，铜钫的分布范围缩小，退缩至山西、安徽、河南、陕西等传统的中原地区。在北方地区以鼎、盒、壶、钫等为代表组合的仿铜陶礼器，多见于山西朔县西汉中晚期的墓葬中。该铜钫，方口、方腹、方足，局部纹饰鎏金，子母口，短颈，颈部留有一周垂三角纹鎏金纹样。鼓腹，腹上部两侧有对称的铺首衔环，平底下有圈足。钫比铸有铭文“铜钫容六斗，重卅六斤。建平二年（前5年），供工□造”，整件器物具有西汉铜钫的典型特征。 首先，从工艺形式来看，该钫采用了局部鎏金的装饰技法。工匠对其口沿、颈部、腹部、铺首、圈足部分进行鎏金，使得整器纹样布局得当，色彩组配调和，即使在千年后的今天看来，依旧不俗，庄严中不失古拙，华丽中尽显端庄。就鎏金工艺而言，目前可见的最早文献记载为《后汉书?祭祀上》，其文曰“建武三十年，……检用金镂五周，以水银合金以为泥”，其流程可分为煞金、抹金、开金、压光四个步骤。现存日本藤井有邻馆的西汉鎏金钫中铭文自名“涂钫”，涂即塗，即是鎏金之称，与拍品类似。还有一例可见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中出土一鎏金铜钫（图1），器型工艺均与本件类似，颈部也有连续三角纹样，此类三角纹样较为粗犷，是典型的西汉带状连续纹样特征，也是绵延中国千年的器物颈部纹样雏形。 其次，从铭文书写方式上看。该钫的铭文格式，与同时期的“元延钫”、“元始钫”两者铭文基本一致，“元延钫”铭“铜钫，容六斗。元延二年（前11年），供工□长缮锢、佐普、守啬夫建主…”，“元始钫”铭“铜钫，容六斗，重廿九斤。元始四年（4年），考工□礼造，守佐众、守令史由…”。后两者均为西汉晚期铸造之器，与本件“建平二年钫”铭文均采用了“器名+容量+时间+制造者姓名”的铭文书写方式，西汉晚期的时代特征更为凸显。 其三，就铭文内容而言，可显见秦汉“物勒工名”的考工制度，其中“供工”二字即为官职名称，是西汉工官体系的组成之一。与地方工官不同，虽然其产品都属于“御供”，但是“供工”因其属地设置在都城，属于只为西汉王室生产器物的职官体系。据洪石先生考证，“供工”隶属少府管辖，与“考工”级别类似但职属不同，为太仆属官。其生产体系与规模相较于地方工官而言略显精干，工匠质素较高，能力出众，通常会出现一个工匠包揽全部生产工序的情况，所以在本件铜钫铭文中只留有一名工匠的名称，但这也无法掩盖其为王室专营生产的重要意义。 其四，递藏来源。这件建平钫出自清代著名的学者、官员吴大澂先生旧藏。通过吴大澂往来书信(主要与陈介祺、王懿荣二人)以及顾廷龙《吴客斋先生年谱》（包括后附顾氏整理之《客斋所藏吉金目》)等资料中记载“光绪元年(1876)，史颂敦、穗敦、阳识穂尊、叔男父匜、建平钫、日入大万壶、温壶等七器。”由此可见，此件“建平钫”正是吴大澂先生于光绪元年所得。并一直为吴氏所珍，并描摹著录于其所著的《愙斋集古录》中，并在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愙斋集古图》中绘有此件器物，位于下卷位于书桌之下（图2）。其后又被著名青铜学者容庚、罗振玉等人著录于其重要学术著作之中，足见其重要的艺术价值及学术研究价值。 综上可见，此件“建平二年”铜鎏金钫，不仅在史料价值上是西汉晚期皇室工官制度、度量衡制度以及礼乐、饮酒文化的重要见证，并且在艺术价值上又是西汉晚期青铜铸造技艺、鎏金技艺的集中体现，又经历重要收藏及著录，更加凸显其极高的收藏价值与艺术价值。 Lot1504-1514为梅景书屋旧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