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注： 1.香港苏富比2000年5月2日，lot607 2.中国嘉德2023年秋拍，lot1147，成交价 5,980,000 参阅： 1.《天津博物馆藏瓷》，天津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66页，图46； 2.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永乐 鲜红釉盘 3.《明代洪武永乐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故宫博物馆等编，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304、305 页，图146； 注：本件拍卖标的处于保税状态下，默认提货地为中国香港，详情请见本图录《保税拍品竞买须知》。 明代永乐时期，景德镇御窑生产在前朝的基础之上，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内府遣派中官督造，以达天听，下设有司专备窑事，于洪武一朝初创之上，将百匠集中于珠山，以供御用和赏赉，规制完善，技术精进，所出之品，为世所珍。其中“以鲜红为宝”的永乐红釉瓷器，便诞生于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本品撇口，浅弧腹及底内收，下承圈足，足墙内敛，足端露胎处可见胎骨坚白细腻。盘内外施鲜红釉，釉面呈色红润匀净，宛如初凝之牛血，深沉内敛。盘口及足端呈“灯草边”，宛如天然银口，红白相映，更显娇艳华贵。足底施透明釉，积釉处显湖水绿色，呈现出永乐红釉瓷器底釉呈色的普遍特征。 鲜红釉是以铜为呈色剂，在还原气氛中烧制而成的高温釉。在唐代中晚期长沙窑中偶有所见，但仅为偶然条件下烧成。至宋代钧窑中已能通过人工干预，烧制出高温钧红釉瓷器。元代，景德镇已掌握高温红釉烧制技术，并开始试制红釉瓷器。至此，红釉瓷器得以真正诞生。明代永乐时期，景德镇御窑红釉烧制技术在前朝基础上，又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这一时期所烧制红釉瓷器不仅种类丰富，而且呈色纯正稳定，一改元代红釉的暗红色调，呈色红润鲜亮，被后世喻为“鲜红”、“宝石红”、“积红”等，为世之所珍。明王世懋《窥天外乘》载：“永乐、宣德年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清人蓝浦《景德镇陶录》中更有“永器鲜红最贵”的评价。 明代永乐红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一方面得益于景德镇红釉烧制技术的长期积累；另一方面则与国家制度和政治需求的推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据《明史》卷六十七《舆服三》载：“（洪武）三年（1370年），礼部言历代异尚……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从之。”可见红色不仅是明代至高无上的颜色，而且代表着庄严的礼制。崇尚火德，以红为尊，以及明室对朱红的专有权，催生了釉里红和红釉瓷器的大量烧造。这在明代早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据《明实录·太祖实录》卷四十四载：“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今拟祭器皆用瓷。”《大明会典》卷二百零一载：“洪武九年（1376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造解京。”由此推测，永宣时期有一部分红釉器也作为日坛祭器而使用。 虽然永乐时期红釉烧制工艺已臻于成熟，但烧制出一件发色完美，且能顺利通过内廷拣选要求的红釉瓷器，仍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永乐鲜红器采用生胚挂釉，入窑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所以配料、窑炉构造、窑室气氛和火候控制等因素也都至关重要。鲜红釉质量不稳定，对烧成条件十分敏感，成功与否全都凭窑工的经验控制。因此鲜红器的烧造被形容为“成器者百里挑一”。如2003年景德镇珠山北麓发现明代洪武永乐时期落选御器埋藏坑16个，其中永乐时期御器埋藏坑就达14个，而且出土器物大多数为红釉和釉里红器，足见其烧制不易及宫廷拣选的严格。本品能在众多同期红釉瓷器中拣选而出，并供御使用，品质和质量自然不言而喻。其流传近六百年且保存至今，实为不易，更值珍视。 检索公私收藏及出土资料，可知永乐红釉盘可分为两种类型和三种尺寸，第一种类型为敞口盘，第二种类型为撇口盘。相较而言，若本品之撇口类型更为少见。三种尺寸分别约为15厘米、17厘米和20厘米。本品与天津博物馆所藏一例同为最小15厘米一类（图1），造型更显俊秀。同时，永乐红釉盘至少有三类装饰风格：第一类为素面，如本品及故宫博物院、天津博物馆所藏；第二类为红釉印花装饰，如大英博物馆所藏红釉凸花云龙纹盘；第三类为红釉描金装饰，见瑞士玫茵堂所藏红釉描金云龙纹盘。此外，根据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出土永乐红釉留白云龙纹梨壶及高足碗，推测永乐红釉盘或曾有红釉留白装饰一类，因烧制难度大，未能烧制成功，故未见传世。但无论何种尺寸和装饰，在严格的筛选制度和烧制难度下，存世均为罕见，尤其是此类小尺寸盘更是凤毛麟角。 永乐鲜红釉瓷器的烧制成功，可以说是开启了中国陶瓷史上成熟红釉瓷器烧制的先河，意义非凡。本品作为永乐御窑“三宝”之一，其造型简约，釉色红润匀净，宝光内敛，相较于宣德红釉而言，永乐红釉具有釉薄而红鲜，釉面光泽度高等特点。本品则具备了以上所有特点，堪称永乐红釉瓷器之典范，颇值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