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时期的佛造像在艺术市场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且部分工艺直接传承了永宣宫廷造像艺术遗风，几乎件件精品，其整体工艺水准较永宣宫廷造像毫无逊色之处，因而被视为明永宣宫廷造像之后的艺术巅峰之作。目前，康熙时期造像享有极高的认知度，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术界、艺术界、收藏界的关注，已成为金铜佛像收藏的重要种类之一。康熙时期佛像端庄大气，神韵庄严华美，突出内在力度，正如此成道像所示：佛陀身姿挺拔，肩线平直，胸脯挺起，于中原佛像的圆润柔和中增添了硬朗的雄浑气魄。观佛陀面相，丰圆适中，五官匀称，较为秀美。双目微张，垂视下方，神情寂静而安详。双眼的造型是写实性的，上眼睑呈优美的弧形，眼尾微微上扬，眼睑上方加刻一条流畅的阴刻线以强调。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起伏柔和、形状精致的眼型深具康熙朝造像特色，与后来的乾隆朝造像截然不同。肉髻近球形，其上宝珠呈桃形，肉髻和宝珠均较乾隆佛像更为高耸。此种肉髻以及宝珠的造型亦为康熙宫廷御制铜像的造型特点。 藏式风格造像带有明显的尼泊尔艺术特点，身体起伏明显，着右袒式袈裟，采用萨尔纳特式手法表现衣纹。汉藏风格造像躯体圆浑健硕，内着僧祗支，外披袈裟，袒右覆肩，采用了明代汉地造像的传统表现手法处理衣褶，衣纹厚重流畅，层次感强。在衣褶的处理上，采用了明晚期的汉地传统表现手法，衣纹写实，力求达到衣纹厚重而流畅的自然样式，具有强烈的层次感。衣缘上刻有精美的缠枝花卉纹饰，精美程度不仅取决于刀工的犀利程度，还与造像材质的硬度、密度息息相关。同时更多地融入了蒙古造像艺术中所崇尚的力量感，注重展现肩部、胸部及四肢的雄健之美，以及手、脚的柔软度和指节纹路的清晰度。以上这些特征分别体现出康熙时期的造像艺术在民族化的发展进程中已达到登峰造极的高超水准。如此尊释迦牟尼造像即是凝聚了汉、满、蒙、藏等民族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内涵和艺术创造能力，对研究我国清代早期佛教造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相同制式可参见2019年中国嘉德秋拍lot3586清康熙 御制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开脸与制式如出一辙；另有一例参见康熙元年宫廷御制铜鎏金燃灯佛，美国罗德岛艺术与设计学院美术馆藏，参见《Wisdom Embodied：Chinese Buddhist and Daoist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页23，图27。 康熙宫廷佛像的佛衣吸取了明代造像的特点，线条流畅排布，塑造出纺织物的垂坠感，在佛衣的边缘和裙角喜用阴刻花纹。此尊佛陀身披袒右肩式田相袈裟，腰系长裙，衣褶贴合身体结构，弧线如行云流水，纹线分布优美，造型立体灵动，将衣料柔然、垂坠的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腿部衣纹呈放射性在莲座顶面铺开，衣料如波浪向两侧蔓延、伸展，呈现出如在梵天净土般的庄严与静谧。此尊衣料上錾刻有繁密的纹饰，以细致优雅的线条刻画出盛放的莲花、牡丹等各色花卉，这种精致的卷叶蔓纹与盛开的花瓣常见于同时期的官窑瓷器，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御制蓝地珐琅彩缠枝牡丹纹碗，以及台北故宫院藏，清康熙御制黄地珐琅彩牡丹纹碗。除了富有康熙宫廷特色，此尊佛衣纹饰的另一特点，在于花卉种类丰富，数目亦繁多，且姿态各异，不见重复；刀法灵动，在严谨细腻中见飘逸之美，富丽堂皇的同时又富有生机和活力，用极致的工艺呈现出顶级宫廷艺术品的丰美与华丽，与2018年现于香港苏富比拍场的释迦牟尼佛身上纹饰相类，可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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