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
1.《道路：毛旭辉绘画历程1973-2007》，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p326；
2.《川逝：大毛的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p286。
签名：八四.七.Mao；
圭山组画：《红土路之二》毛旭辉 市电影公司（背签）
“在20世纪80年代，圭山和我都处于相当贫穷的状态，但是圭山的原始状态更加令人感动，在蓝天下与红土地相依为命的撒尼人，朴素的接纳了我这样的在城市里找不到出路的年轻画家，我把圭山作为一个心灵的避难所，在那里我获得了红土的恩赐，无形中培养了我内心里的某种类似宗教的感情。这对我80年代的创作是非常重要的。”
—毛旭辉

1977年，毛旭辉考上了云南艺术学院，通过大量课外阅读，他开始逐渐深入了解西方现代艺术，并在反复比较之中，意识到现代艺术是自己的出路，因此还曾以《论塞尚》为他的毕业论文。毕业之后，他花费了一半的工资购买书籍，并与张晓刚、潘德海等组成艺术家互助圈子。1982年后，毛旭辉频频观看从国外引进的优秀展览，对其个人艺术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多年后，毛旭辉忆述到，“以前从来都没敢想象绘画竟然可以那样表达，突然我觉得那种粗鲁的笔触，强烈的主观色彩非常适合表达我内心对生活的感受……在艺术上，自己完全被解放了。”1984年底，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张隆建议他去上海办展览，最终第一届“新具像展”如期在上海开幕。展览开幕以后很轰动，来了很多画家，其中就包括关良，他评价到：“你们的画很好，艺术就是要斗争。”《圭山组画：红土路之二》就是这一时代背景下毛旭辉的经典艺术创作，既有着本土的气息，也有着西方现代主义的色彩，以及一种与主流审美倾向默默抗争的精神。
圭山距离昆明市100多公里，这里生活着彝族的分支撒尼人，此地土壤富含铁与铝，颜色泛红，俗称“红土地”。未被工业化所改造的圭山里，沿途尽是撒尼族的歌声，一方面使毛旭辉备受滋润，另一方面也使其倍感孤独。或许在这样一个时空，处于仿佛被凝固的地区，一个人的创造欲望一旦醒悟，他更多只能依靠内心的力量去开辟通往梦想的道路，毛旭辉就是这样开始了他的圭山系列。
毛旭辉早期的圭山系列包括第一批油画《红色体积》，不久之后，它的基调相对更加接近米勒。毛旭辉赋予了画中的人物、动物、山林一种庄严的神圣感，情不自禁、毫无保留地表露出艺术家对自然的深情厚爱。当然，这并非出于对抒情性、感性表达的需要，毛旭辉更注重于投射了自身内心，以至于万物显出了一种坚实的静止，并表现出各种特殊涵意：动态笨拙的撒尼族牧羊女们以其雕塑般的形式表现出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具有深沉力量的思索，后面紧随的白马似乎象征着对远方目标夜以继日的追寻，一旁回头的山羊就暗示对前路的彷徨和矛盾。她们身后泥泞的红土路，如此绵延、崎岖，似乎代表着一路走来的艰苦，以至于整个场景仿似对一代人的筚路蓝缕整体而现实的描绘，以及对未来进行严肃而挣扎的思考，将理想照入现实。
时至2006年9月，回到云南大学教书的毛旭辉，带学生下乡，再次来到圭山，这一回归自此再也不曾熄灭。十多年来，圭山，在毛旭辉心中，已然形同柯罗心中的巴比松、塞尚心中的圣维托克，而“圭山写生”也成为了他独有的教学传统。评论家吕澎曾如此说到：“圭山系列并不是艺术家一以贯之并在同一个时期完成的作品，它更多地可以看成是艺术家的一种始终存在着的真实状态的不时表现。它体现了艺术家内心矛盾状态的一个侧面。圭山系列表现了自然给人抚慰的一方面，在具体表现中，艺术家去掉了真实的细节而只保留了富于象征意义的符号和形式，尤其是在80和85年的作品中，艺术家对自然和人的歌颂，使我们获得了愈疗。”